那些年 那些暖

父母双双下岗，家里最困难的那几年，我是在长春度过的。从18岁到22岁，那里留下了我宝贵的大学四年时光。工作后，出差、旅行，我又走过很多城市，贫困的、富裕的、寂静的、喧闹的，各式各样，然而第二故乡长春却始终都是我最不喜欢的地方，这点，甚至是后来嫁给了土生土长的长春初恋也不曾有过任何改变。很多年后，尽管那些曾经一层层覆满心头的霜雪早已融化，那些冻伤也已留疤，甚至曾被认为的“刻骨铭心”都需要努力回忆才能勉强想起，可那些从陌生人处得来的温暖却如马克思笔下徘徊在欧洲的幽灵般始终萦绕着，回旋着，久久不散。

由于是独生子，又从未住过校，所以刚升入大学的我一时间难以适应食堂-宿舍-自习室的生活。面对无时不刻不被熟悉的人包围着、毫无私人空间的生活，我只想要逃离。那时还是世纪之初，长春的服务业消费极低，低到2个人可以用30块吃顿不错的火锅，低到小饭店纷纷打出3-6-9元小炒的招牌，而义和食府无疑是其中最廉价的，也是我逃离的最佳选择。义和食府与其说是个饭店，倒不如说是个个体食堂更为合适。食堂的面积，食堂的价格，加之食堂式的经营模式——所有食客门口买券，柜台自选，按价付券，券用不完还可以下次继续——让它永远顾客盈门。然而，即便是这样，囊中羞涩的我却常常只能买豆包和紫米粥，连1块钱的凉菜都舍不得打，这样，一顿饭不到2元的消费正好和学校食堂持平。

然后，不知道是怎么的，也许是因为我特别爱笑，也许是因为我总把长春人口中的“黑米粥”按照家乡的叫法称为“紫米粥”，反正，就那么莫名其妙地认识了红姐。这件事说起来总是很惭愧，不仅是因为很多年后我忘记了红姐的全名，更因为当年我和红姐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不折不扣地偷窃。

红姐是典型的北方女孩，中等身材，高，又白，大大的眼睛上戴副眼睛，衬得她不像是饭店的打工妹，倒像是和我一样的大学生。每次见到我，红姐都会笑，尽管口罩遮住了她的口鼻，然而我却能清晰地看到她笑，因为真笑的人不仅会从嘴角表达笑容，更会用眼睛传递笑意。于是，排队到她面前，她笑，我说“紫米粥”，她笑，继而盛粥收券又是莞尔。直到有一天，她在找我券的时候向我神秘地眨眼，又将找回的券塞到了我的手心。于是，那以后，只要红姐上班，我就能吃到越来越“便宜”的饭，甚至，有那么几次，红姐塞回来的券比我递给她的还多。无疑，红姐和她递来的紫米粥，给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我无限的温暖与心安；而共享一段秘密，则不仅意味着刺激、惊喜，更意味着私密的友谊和默契。

日子一天天过去，过年前的某天，红姐给我了张写着她黑龙江老家电话和她名字的纸条，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红姐的名字。过年期间，我也曾打过去几次，却都赶巧她不在家。再后来，我弄丢了纸条，而她也离开了义和食府。时光数秒悄然溜走，岁月则已十年为单位在不经意间消逝，当年那个天真少女已经三十而立、嫁为人妇，红姐也想必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了，而那段偷窃的经历却注定成为一桩甜蜜又晦涩的往事。

比起偷窃行为本身，更加让我最惭愧的是我在十几年后才有勇气和力气将它写出来，既是拖延症使然，又是心虚所致。事实上，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标准不应是人情世故，不应是婚否，而是应当看他是否有强大的内心，强大到足以面对那些心灵背面的过往，去汲取，去反思，去成长。正如著名作家毕淑敏在《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2》中所说，“过去影响了现在，现在必将影响将来。只要你一息尚存，一切都还不算晚。”

而今，义和食府早已关张，红姐和我也在人流中走散。可对此，我却没有太多遗憾，想来我和红姐萍水相逢的交往也如《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2》封面上的两只猫儿，本是不一样的两只，却在某一时刻偶遇、相逢，甚至还未相识便已扎堆取暖。又在下一个时刻睡醒、离开，精神饱满地去迎接新的挑战，走向新的未来。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又认识了王阿姨，那位主动分给我菜吃，却把我吓到了的好心人、马路边借给我电话卡的建筑工人和常常打车捎我回去的辛姐姐。每个好心人都有他们各自的一段故事，每个故事都饱含着一层温暖，久久驻留在心间。所以，当一位朋友问我，为什么会对人很好时，我回答她说，因为我曾经被人非常友善地对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