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成长：最后一个后妈

1985年3月，我出生在青海一个贫寒的农民之家，次年，大妹小雨也来到人间。三年后，一对意外降生的双胞胎妹妹又成了这个家的新成员，乡邻都羡慕地称我们为“四朵金花”。谁也没想到，五个月后，父母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母亲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16年来下落不明。

一夜之间，四朵金花变成四个没娘的小苦瓜。那时候，我4岁，小雨3岁，小月、小星不足半岁。

几年后，父亲迎娶了一位后妈，许多人都善意地骗我们说“你们的妈妈回来了”，从不记得妈妈模样的三个妹妹欣喜若狂，只有我知道其实不是的，可我还是满心欢喜，热切的希望这个妈妈能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围着她“妈妈、妈妈”地叫个不停，小三、小四更是寸步不离，生怕一转眼妈妈就不见了。可是，三年后，她还是走了。

1997年，我们迎来了第二位后妈，一年后，她带着刚满月的小妹妹再一次离开了我们。

我13岁那年，双耳听力下降，经医生诊断为双耳神经性耳聋！

妈妈一个个走了，自己小小年纪耳朵聋了，大学梦也破灭，我感到我的天都塌下来了！

年迈的奶奶带我上西宁、下兰州看病，散尽千金，所有的医生都表示无能为力。在巨大的打击下，文静的我变得脾气暴躁，我用刀子把指甲削得伤痕累累，在丝丝疼痛中麻木自己。性格的改变让亲人们对我分外厌恶，我与最爱的音乐绝缘，把自己变成一只鸵鸟，一头扎进书堆里，流连忘返。

在老师和同学的关怀帮助下，2000年，我中考成功，得以继续上高中。记得高一下学期，有回中午我和几位同学留在教室写作业，第三位后妈气势汹汹的冲进来，劈头就吼：“回去告诉你爸！让他明天把我女儿的出生证送上来！”

我还是小声地叫了她一声妈，问妹妹现在好吗？她咬牙切齿地咒骂着，同学连忙说阿姨请你慢慢说，小云的耳朵不好了。没想到后妈竟然冷笑着说：“活该！这都是她爸爸自己造的孽！”

那天，我伤心地整整哭了一下午。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一个温情的称呼，为何到了我这里总是悲哀？可以不给我温暖，可是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羞辱和伤害？从此，我的字典里没有“妈妈”两个字。

2001年的时候，我实在感到力不从心，谢绝老师同学的挽留，告别校园，含泪退学。所幸上苍垂怜，4月，在一位好心的大学生姐姐的帮助下，我进了青海特殊教育学校美术中专班继续上学。在这里，我变得豁达自信，开朗向上，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自我。

2002年的寒假，我兴冲冲地带着奖状和奖品回到家，惊讶地看到家里又多了一位女人。愣怔间，妹妹们把我拉到一旁，说：“这是我们的新妈妈，不过我们都叫不出口。就等着你回来带头呢！”我心里五味俱全，我已经17岁了，这个神圣的称呼曾被人玷污过，而且已经三四年没有叫了，现在让我怎么叫得出口呢？

妹妹们一个劲地说这个姨妈真不错，这好那好的。我心里不以为然地想：刚开始当然会这样啦！这个家一贫如洗，两间破房子摇摇欲垮，这个家简直就是一个大包袱，别人躲还来不及呢，谁会这么傻呢？日久见人心，看她能坚持多久吧！

想归想，我还是很客气的在纸上写着问了个好，没有任何称呼。随后，我和爷爷奶奶住到了一起。寒假过去，我要回学校。妹妹小雨送我时路过家门，我突然想进去看一看，天啊！只有两个月没进家门，这还是当初那个荒草丛生、破败冷落的院落吗？塌了的厨房拆除了，干枯的果树砍了，什么砖块呀、木头、煤块堆放的整整齐齐，圈里有猪，笼里有鸡，院子里显得清清朗朗。

进屋时，小雨比划着告诉我姨妈在接电话，在哭。原来，姨妈过来的时候还带着一个15岁的儿子阿雷，现在在外打工。我心中忽然一阵酸涩：姨妈在这里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却在外打工受苦，她的心里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和牵挂啊！姨妈见到我们慌忙擦去眼泪，拿出炒好的豆子，送我上车的时候一再、反复地对我说：“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路的边沿，一定要小心点啊！”

我的心中涌过一阵从未有过的温情，笑着点头，挥挥手说：“姨，你就放心吧！”

2003年，我上中专三年级，小雨上高二文科班，小月、小星上初二，我们都面临着升学。打工赚不到几个钱，姨妈和爸爸商量后，四处求情，从银行贷款8000元，盖起了两个蔬菜大棚。8月的时候，另外一个县的残联把我推荐到当地**局做了一名打字员，每月工资380元。

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家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何况残联和单位的警官都对我很好。2004年元旦来临的时候，我得到了父母送我的生平最珍贵的礼物——一部红色的880元的波导手机！有人对我们这个穷家还买这么奢侈的东西颇有微词，姨妈说：“买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摆阔，小云才18岁就在另外一个县工作了，她耳朵又不好，有什么头疼脑热，给家里发个短信息我们就知道了。”

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工作后不久，我正在上班时收到一条信息：今晚家里有事，速回。我的心狂跳起来：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又怎么了？我风风火火赶回家里，却看见亲朋好友都在等着我，原来，今天是我十八岁的生日！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长这么大，还有人记得我的生日，而且第一次这样隆重地给我过生日！

爸说：“先给你妈敬个酒吧！”我端着酒杯，哽咽着说：“姨，我给您敬酒。”姨妈抱歉地笑：“今天卖完菜已经晚了，没买到蛋糕……”我努力地笑着说：“你看，每个菜里都有我们自家的辣椒，这可比蛋糕好吃多了！”一餐饭吃下来，不知是辣椒的味道太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一直用纸巾悄悄地擦眼泪……

2004年8月15日，是我们一家最快乐的日子。这一天，妹妹小雨收到了黑龙江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姨妈买来白灰和刷子，细心地把破旧的家粉刷一新，忙里忙外准备好好庆祝一番，看得出她是打心眼里高兴。

要送妹妹上学了，那天全村人都齐聚在我们家。鞭炮齐鸣后，我们的家还是成了一片汪洋泪海！先是爸爸，几杯酒下肚就抑制不住地哭了。姨妈躲在厨房用手掌抹眼泪，奶奶老泪纵横，小雨捧着爷爷的遗像眼睛哭得像个红桃——敬爱的爷爷没能等到这一天，三个月前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小三、小四不知是为姐姐高兴还是为自己中考落榜伤心，呜呜地哭个不停……来恭贺的乡邻、亲朋好友全都流下了眼泪。喝醉酒的村长哭着对三个妹妹说：“你们都是村里的好娃娃，有最好的爸爸妈妈，一定要好好学啊!”

全村人凑了4000元钱，加上家里凑的一点点，小雨独自踏上了赴远方求学的路。

2004年的国庆节，我的千字散文《假如我有三天听力》在《西海农民报》发表。“我是一株不知名的小草，大千世界，我很渺小。我不起眼，但我的心和梦很崇高。不一样的，只是我听不到……”爸爸和姨妈听着妹妹稚气的朗读，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过了几天，爸爸非要带我去西宁验配助听器。在测试听力后，专家建议我双耳都佩戴先进的耳道式助听器。一问价格，吓了我一大跳。两个袖珍型的助听器要8000元！就算我戴上后听到了，心里也会压上一块千斤巨石，我能快乐起来吗？一番长长的笔谈后，我大声对爸说：我感觉戴上后很不舒服，还是不配了。然后拉着爸爸夺门而逃。

过了不久，爸爸给我配了一副120元的树脂眼镜。这次我开心地接受了，还开玩笑说：“以前学校给我配的耳背式助听器修好了，现在眼镜也改朝换代了，我终于耳目一新了。”

爸爸很关心我们，但他脾气火爆，但我们发现他现在脾气与以前大不一样。爸爸的变化让我们欢喜，简直难以置信。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姨妈。

姨妈平时省吃俭用，穿的是我们四个人的校服，我们劝她给自己买件好的衣服，她总是笑着说：“我不在棚里就在家里，要好衣服干什么？”2005年春节，我用工资给爸爸买了件羊毛衫，给姨妈买了双皮靴，姨妈试穿后感动地说：“大小刚合适。”我开心地想：也许是因为母女情深，才会心灵相通吧！鞋子是按我自己的尺码买的呀！

就在这个春节，我第一次见到了弟弟阿雷。一看见我，他笑着深深一鞠躬，对我说：“姐姐过年好！”我慌忙扶住，暗恨自己太大意，给全家人都买了衣服，唯独忘了弟弟！我塞给弟弟10元压岁钱，忍住眼泪说别嫌少，姐姐的一点心意，以后常常回家看看……

2005年，双胞胎妹妹复读初三，再度落榜！

姨妈和爸爸商议说：“孩子还小，没文化不行。一定要让她们俩学到一技之长。”经过多方努力，小三上了我们那儿的职业学校电子计算机班，老四小星上了本省大学文秘班。

村里有人不理解，说家里这么困难，能供出一个大学生已经很不容易了，不如让她们学点美发、裁缝的手艺，还拼死拼活供双胞胎上好的学校，图的是啥？姨妈说：“什么也不图，只要女儿个个有出息，我们再累心里也高兴。”

小三、小四深知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在学习上分外刻苦。小三在县城上学，一周回家一次，每次奶奶和姨妈都烙好饼子，装好果子和咸菜，不忘嘱咐她一句：“一定要好好学啊！”小三也确实争气，没过多久就加入了学生会，还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小四的大学实行封闭式训练，不少女生受不了。小四偷偷溜出来给家里打电话，话还没出口，哇的一声痛哭起来：“我好想家啊，姨，你快来接我回家吧！我真的累得受不了了……”姨妈心里酸酸的，却还是硬着口气说：“小星，现在是最苦的时候，再坚持几天就适应了。你一定能行的。再过半个月我和你爸来看你，好吗？”

半个月后，小星也当了班长。她在电话里兴高采烈地说：“姨，我们现在在学开汽车呢！等我以后学会了，我开车带你们逛西宁，好不好？”姨妈含着热泪笑了，连连说：“好，好……”

我们姐妹几个都在比赛着似的，谁也不甘落后。2004年8月，作为爱岗敬业的残疾人代表，我出席了地区残疾人就业座谈会。9月，我又随优秀残疾人先进事迹报告团去演讲——《向着太阳歌唱》。今年元月，我加入文学学会。

放假了，我们姐妹相约回到家中。旧家换新家，院子里、空气里满是悦耳的乐曲和甜丝丝的花香，我扶着妈妈在院子里，三个妹妹都在一旁。如果不是她，我们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最好的东西在最后到来，才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吧。而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这种简单的幸福，更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