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无限无限：不忍忘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近六个年头了。

一个人独坐的时候，总是会不由自主想起小时候父亲给我剪头时的情形。

从六七岁开始，我和哥哥的头发就被父亲“承包”了，每当头发长长的时候，父亲就一声不响地找出推子，抓过正玩儿得热火朝天的我或哥哥，摁在板凳上，也不问我们喜欢什么发型，只管按着他的“构思”施展身手。

父亲剪头一丝不苟，可能是想通过我们的脑袋把他“高超”的手艺表现开来吧，他通常是左边剪几下，停下来后退几步，咪起眼睛仔细端详，右边剪几下，停下来后退几步，咪起眼睛仔细端详，接下来左边剪几下，后退几步，右边剪几下，后退几步……直到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快坐不住的时候，父亲才收住推子，站在我们的正前方，咪起眼睛边洋洋自得地边欣赏边点头，最后，父亲会替我们解下围巾，吹净头发茬儿，拍拍我们的脑袋喝道：滚蛋！我们就顶着父亲的“杰作”又到外边疯跑去了。父亲最拿手的发型有两种，一种是“茶壶盖”，一种是光头，父亲剪的光头锃明瓦亮，宛如200度大灯泡一般，于是邻里人都知道：文明他爸剪得一手好头！

十三岁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乡初中，父亲乐得合不拢嘴。开学的头一天按惯例父亲该给我剪头了，可他却迟迟没了动静。我暗暗称奇：难道父亲又在构思什么新潮发型吗？下午，父亲叫过我，递给我一块钱说：“找个理发店把头剪了，剪个分头，精精神神的，上乡初中了，人家那地方不时兴茶壶盖。”于是，从那个下午，我便告别了陪伴我儿时的“茶壶盖”。

我们那儿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人多地少，风调雨顺时能多收三五斗，年头不好时就愁煞人。那时我们姐弟三个都在念书，一年的花销全靠父母从几亩地里刨出来，日子的窘迫可想而知。但在供我们念书这件事情上父亲却从没动摇过。我家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买自行车家庭中的一个，那时买一辆自行车需一百五十多块钱，是很大的一笔财富，父亲却毫不犹豫地买了，就为我上乡初中要走十几里的路。有时快开学了，我们姐弟三个还没有上学的费用，父亲就明显地沉默了，家里的气氛也格外压抑。父亲或屋里屋外地走动，或一声不响地去别人家。最晚在开学的头天晚上，父亲会把我们叫到跟前，神气十足地把每个人上学的费用拿出来，嘱咐我们搁好。那时的父亲又像给我们剪完头时那样自信，底气十足。只是我们不知道父亲为那些费用借了多少家，看了多少人的脸色，说了多少好话。

苦读三年，我考上了高中。上学的费用由几十元一下子变成了几百元，那可难住了父亲。连续几年的大旱，地里没有收入，沉重的负担已压得父母几乎喘不过气来，可我几百元的费用又像山一样挡在父亲面前。那些天，父亲坐卧不宁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剪头时我坐在板凳上的样子：热锅上的蚂蚁。

村里的同龄人几乎都辍学打工去了，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不会像他们一样。一天早晨，父亲像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早饭都没吃就套上驴和骡子赶车出门了，下午才回来，回来时只有骡子孤零零的拉着车——父亲把耕地用的驴卖了！那天父亲没吃晚饭就早早地睡了，第二天醒来我偷偷地望过去，发现父亲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

求学的日子依然清苦，家庭的负担依然沉重。高二下学期的一天，父亲托大姑给我捎来十七块钱。家庭生活很富裕的表妹挺纳闷：怎么会捎十七块钱呢？至少应该是个整数吧。大姑告诉我：这十七块钱是父亲把二月二留着吃的猪头卖给村委会了。生活富裕的表妹也许永远想不明白，其实，父亲何尝不想捎个整数呀！

劳累和苦闷使父亲过早地苍老了，四十几岁的人就像个“小老头”。有时放假回家，我提出让父亲给我剪头，父亲就会摆摆手说：“扯淡，都啥年月了还剪‘茶壶盖’？”可是我知道那把推子父亲一直没扔，有时他会悄悄拿出来躲在角落一遍一遍地擦，擦完了偶尔还一个人比划着剪头的动作，闭上眼睛听推子“咔嚓咔嚓”的响声。我想，父亲留恋的，不仅仅是他曾经在我们头上的“杰作”吧！

第一年高考，我落榜了。

我回到村里，悄悄地去了一个姓盛的包工头家，让他带我上砖厂打工。临出发的那天早晨，姓盛的包工头去找我，父亲知道了，斩钉截铁地说：“哪儿也不去，还得念书！”

父亲那句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父亲是在我复读那年的八月离去的。其实父亲的病头几年就有征兆了，只是他一直没有说，一直苦苦地撑着，苦苦地撑着。

这些我都不知道。就像我永远不知道父亲究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一样！

考学，苦读，毕业找工作……一个人在他乡，很苦很累，只是我学会了咬紧牙，俯下身子坚韧前行。

我不敢松懈自己。

这几年我一直剪短发，很短很短，酷似“茶壶盖”或光头。每当坐下来理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幅情景：父亲抓过正玩儿的热火朝天的我或哥哥，摁在板凳上，也不问我们喜欢什么发型，只管按着他的“构思” 施展身手。他左边剪几下，停下来后退几步，咪起眼睛仔细端详，右边剪几下，停下来后退几步，咪起眼睛仔细端详，接下来左边剪几下，后退几步，右边剪几下，后退几步……

有些东西，是一生都不忍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