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群众演员的自白

我从小是个叛逆的男生，1985年出生在上海郊区。初中毕业，我爸给我指出三条路：第一，按部就班考取高中；第二，去学厨师，至少可以饿不死；第三，去学建筑，因为有亲戚做这行。

当时我想读艺校，对写东西和拍片儿有兴趣，但父亲不同意，说如果考不上高中这条路就算断了。我没有第四条路可选，于是随便选了个建筑。

中专大多是三年，但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去了一所四年制的建筑学院。二年级时，不学无术的我得罪了物理老师兼化学老师，期末成绩挂掉，被留级一年。这意味着要读五年恐怖的中专。我打算退学，家人不同意，结果读到第五年，我罢考了，在毕业前几天终于还是滑稽地退了学。

2004年我19岁，一腔热忱一穷二白，每天跟一帮“新概念作文”出来的小作家畅谈未来。当时有出版社找到我，提出让我写一本书“爆爆料”，大致就是那种嚼舌根的书，写一写那群新概念作家的八卦博取眼球。我当时心高气傲，瞧不起那些玩意儿，没有答应。

其实不少作家步入正轨前都很蹉跎，一位朋友曾做过很长时间的枪手，甚至连枪手都不如，诸如无良出版商让模仿古龙的风格写本书，然后冒充是古龙新作。这些料自然不合适爆，记得当时有一位作家对我说，你如果去写这本书，我就跟你绝交。

我没有写那本书，与他们的联系依然渐少，他们有人今天已是几万几十万粉丝的大V，而我一如既往地落魄，与他们的轨迹渐行渐远。

那时候也试着写电影大纲，当时有人看中了我的大纲要买版权，不给署名，被我一口回绝了，并且特别冲动地说：“我写的东西就要我来拍！”现在想想，整个儿一“弱智儿童”。有位朋友和我恰恰相反，每当有制作人找他，他能将完整剧本扔出去，也不怕抄袭，觉得先有个作品出来再说。他第一个剧本卖了一千块钱，是个数字电影。当时他对制片人说：“署名权我必须要，钱你随便给。”

现在他已经是身价不错的编剧了，而我也开始接些不署名的栏目剧。2005年，眼看写东西维持不了生计，我进入一家工厂做技术员，数控冲床。干了七八个月吧，一直萎靡不振，每天都跟有人欠自己钱似的，有一天发了半天呆起来就辞职了。

那个傍晚我站在十字路口，考虑着该往哪个方向走。是去龙华校区那儿溜达溜达呢，还是回青浦找个地方上班？我像个民工一样坐在马路边，迷茫着望着四周，然后眼瞅着一辆公交车从我面前经过。

那辆公交车车体上有个很大的旅游广告，上面醒目地写着一句话，大致是：你去横店了吗？

横店影视城是专门拍戏的地方，可谓古装大本营，我看着车走近又走远，在心里默默地想：好，那我就去横店吧！

我到网吧查了路线，需要从义乌转车，于是坐上公交车直奔上海火车站，对售票员说，给我最快的一班车去义乌。

2006年10月10号，我来到了横店。下车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妈说，人家外地人都挤着往我们上海跑，你为什么要出去闯呢？我对老妈说，我要对自己的人生做主，不管结果如何，都不后悔。

从上海出发时我身上只有300来块钱，一路上除了车费、吃吃喝喝，还为自己置办了一件衣服，到了横店就剩下四五十块钱了。

我随便挑了个景区下车，准备进去摸摸情况再说。可进景区需要门票，好像当时“广州街”是60块钱，“明清宫苑”是80块钱。我连门票钱也拿不出来，只好干站在后门口徘徊。

当时有个群众演员的群头，看见我在那里傻站着就问：“你哪个组的？”

我说：“我没有组呀！”

他又问：“那你跟谁的？”

我想了想，撒了个谎，说：“我找朋友的！”

他说找朋友你在景区站着干嘛，你联系他呀。我只好继续圆谎：“我用的是上海小灵通，在这个地方打不了电话啊！”

那个群头把手机借给了我用，我随便找了个朋友的电话拨过去，胡乱说了两句然后挂掉，转身告诉群头，“我朋友说去北京了，不在横店，让我等着他！”

那个群头望着我，将信将疑地说：“那你现在准备干嘛？”我答：“我也不知道呀！我得等着朋友回来！”

群头于是说：“我这儿正好有个群众演员的活人手不够，你要不要顶替下？”

我心里大喜，干脆地答：“没问题呀！”

那个戏是张卫健的《A计划》，我到横店的第一天，做上了群众演员，第一次吃到了剧组的盒饭。

当时我没地方住，群头正好有哥们儿跟组外出，空着间房子。那种房子我也是第一次住，虽然我家并不阔绰，好歹也算衣食无忧。我住在一间只有床和张破桌子的房间里，开始了“横漂”群演生涯。

群众演员当时一天才20块钱，特约要80-100块。戏拍了四五天，有两个群众演员羡慕地对我说，你运气不错啊，每天都有特约拍！我一愣，说什么特约啊，我演的是群众！他们说怎么可能，你没看到我们的戏服是脏的你的是干净的么，没看到你不但露脸偶尔还带台词么，你是特约，你那个群头从来只接特约的戏！

我才发现上当了。当天在拍马雅舒主演的一部戏，我演个药房小伙计，拍完戏有人来给我拍照片。我故意说：“我是群众演员你拍什么照片啊！”拍照的人无辜道：“你是特约啊。”群头发觉露馅了，走过来哄我说：“啊，这个是特约啊，我也是刚知道啊！”

我心里暗暗不爽，群头问我下次戏是什么时间，我说是后天，然后动了动脑筋说：“啊，后天我没空！”群头心知肚明，有点儿郁闷，然后掏出钱来说：“哎，算了，这八十块钱全给你好了！”

但我还是没有继续跟着他干，我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扔掉靠山，从此过上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单干生活。那些日子每天都跟组跑龙套，8小时20块钱，超出1小时5块钱，但如果要当天现结账，每20块钱扣2块，5块扣1块。我和大部分群演都非常穷，如果要等半个月再结账就要挨饿，所以大家都选择“现结”。也就是说，我折腾一天，可能只有18块钱而已。

那些日子有点儿悲催，经常只能啃凉馒头。记得那个冬天，晚上七八点钟，我拍完戏回来，在马路边买了几个包子边走边吃。对面有两家小饭馆，因为快圣诞节了，都被装饰一新，屋内坐满了人，打一眼看过去热气腾腾的很让人向往，而我的包子早就凉透，低下头闷闷地啃两口，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没几天就是元旦，我特意改善伙食煮了大白菜，这时接到了老妈的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装作很高兴地说：“我过得很好啊妈，冻不着饿不着，有很多戏都找我拍啊！”

挂了电话，一个人酸酸的，饭都不想吃了。

第一个来横店看望我的人是舅舅。当时他去杭州出差，打电话给我。我们在餐馆点了一桌子菜，按理说这顿饭应该我请，舅舅一眼看出了我的窘迫，直接问我，你有钱结账吗？我老实回答说没有。心里默默地着：这桌子菜钱够我吃半个月呢！他结了帐，叹口气说：“你这是何苦呢？！跑到横店来干嘛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答案。

我更卖力了，一天拍10个小时以上很正常，能赚五十来块钱了，后来也开始做小群头。但有一次，我叫了些群演的朋友去接一个戏，拍了三五天吧，结果临结账时那家伙卷款跑了。我傻眼了。但那二三十个人是我叫去的，我就自己贴钱给他们，差不多来横店攒的一点点积蓄全搭进去了。也有哥们儿很仗义，不肯要我的钱，说自己差了这一二百块也饿不死。

那段时间我什么活儿都干，群演、群头、各种助理，还去当替身替明星跳河，跳河的戏经常是身上绑了保鲜膜就往水里扎，因为保鲜膜能隔绝湿气，保暖，也不显得臃肿。黄晓明那版《鹿鼎记》，里面有场戏好像是韦小宝的几个老婆掉到湖里，我就是掉下去的“老婆”之一。当时我穿了女人装，带个假头罩，大冬天的扑通扑通就往水里跳，根本不会拍到脸。

为了赚钱，我还去义乌舞过狮子。80-100舞一场，2个来小时，有时候是到别人婚礼上表演，除了舞狮子，还舞过板凳龙。

但即使如此，我最后还是撑不下去了。06年底，我答应了朋友跟组吴宇森的《赤壁》，似乎是做副导助理，但是电影迟迟不开机，我又不敢接其他剧组的长活，因为一接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断档的我山穷水尽，有了撤退的打算。

2007年3月，我准备回上海。当时所有的朋友都劝我留下，说你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并且即使你回去了，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这句话是真的，但当时劝我的好多人后来也离开了横店。我们那帮人，不是没有人混出来，只是少之又少。混得好的都去了北京，混得差的都回了家乡。应了当时那句话：铁打的横店流水的漂。

离开横店没多久，听说《赤壁》就开机了。

《斗鱼》里面有句话，大体意思是，你一旦踏进黑社会，就出不来了。我感觉这个行当也一样。服务员、技术员转行很正常，但你一旦适应了这个圈子，就很难再适应其它圈子了。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接散活，拍东西为生，电视栏目、广告、影视剧都干过，中途还去某高校影视学院读过一年，但我看着研二的学生连轨道都不会架，心里觉得很傻，没有继续读下去。

2008年底，我参加横店一个短片比赛拿了奖，得到当地赞助，可以去横店随便采景拍摄。那天采完景回来，碰到一个从前的群演哥们儿，他有些兴奋，以为我又回来了。我说不是来漂的，带了个小团队来拍短片，还有几个小时就回去，住在哪个宾馆几零几室，你如果有空就来坐会儿。

如预想中那样，他没有来。他一定以为我飞黄腾达了。我们那些人，有着本能的防备和抵触，一旦有人飞上枝头变凤凰，距离就会立马拉开，我们不想成为别人成功的参照物，别人也不愿看到我们想起尘埃过往。我曾经有个哥们儿现在是小有名气的导演，微博粉他他不回粉，电话要几遍才肯给。我知道，我不再是他的哥们儿了。

当年，我们一起在横店拍戏，有一顿没一顿。后来他跟组去了北京，但是横店的费用还没有结，他一天给我打两遍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多苦，没得吃没得住，最后不住地说“哥你得帮我催催啊！”他没有开口向我借钱，但我知道群头的钱希望渺茫，犹豫了下，自掏腰包把那三四百块钱给他打了过去。他当天来电话，高兴的说钱终于结了。

他从来不知道那笔钱是我打过去的。只是隔了多年，把我从朋友名单上消了去。

似乎是哪部电视剧里有这么个桥段，两个穷人当年共患难，分一个饼吃，说是将来发达了凭着半块饼去找他。后来那个人真的升官发财，但另一个人拿着饼去找他，却只能挨一顿板子。因为，“怎么能被你揭了老爷的老底儿呢！”

所以我也早想开了，别人混好了不理我很正常，谁叫我总在人家最悲惨的时候遇到他们呢。还有个作家，我们曾经在半夜压马路，绕圈子，去网吧的钱都没有，最后在一个以前经常吃饭的老板那借到了200块钱。这一行混出来的人，除了特别铁的朋友，大部分和当年认识的人都不再有牵连。因为他们最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生活你知道。

我回到上海后的生活没有逆袭也没有惊喜，一如既往地跌跌撞撞。

这个圈子在别人眼里光鲜无比，不熟悉的朋友认为我做编导一年二三十万是低估，而且以为我过着各种令人向往的灯红酒绿生活。但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录制节目前开会，能从下午两点开到早晨五点，也有时候我开会时接到电话挂了，短信对方等下打过去，结果回过去往往就是第二天第三天了。朋友很不高兴，不相信我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当然，这也与我的不学无术有关，我没有本科文凭，只能在编制外生存，即使后来带的实习生都是研究生，薪资待遇也远不能和编制内的编导相比。

父亲说，如果我没有辞去那个工厂的技术员工作，现在收入可能快一万五了。因为那个厂子还在，那个职位还在，现在那个岗位上的人雷打不动的每月拿一万多，福利待遇各种稳妥。而我今天撑死也就一月七八千，在上海买房买车想都不敢想，做任何决定都畏首畏尾婆婆妈妈。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青浦当年那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了。

有人问我，你这三十年，有没有后悔的事情？

我说：“有一件。那一年，我去了横店。”

对方问，还有吗？

我说：“还有一件。那一年，我离开了横店。”